1939年8月的最后几天,各方疯狂奔走,试图避免不可挽回的局面。在柏林,英国大使接连会谈;瑞典商人则非正式地往来于戈林与伦敦之间,传递信息和建议。
希特勒利用了这一片忙乱。他先就但泽和走廊提出要求,接着要求一名拥有全权的波兰代表在一天之内赶到柏林——在这样短的时间里,几乎不可能做到。伦敦在揣摩柏林的真实意图:这究竟是真心愿意谈判,还是为了把破裂的责任推到对方身上而演的一出戏?慕尼黑的记忆萦绕在每一次交涉之中:那一次,紧迫的时间表逼出了让步。
英国政府必须决定自己的做法。是在最后通牒的压力下,促使波兰派出谈判代表,希望借此争取时间,却冒着再来一次牺牲华沙的“慕尼黑”的风险?还是拒绝这一通牒,坚定地恪守同盟,哪怕关上最后一扇外交之门?抑或通过达勒鲁斯设法找到一个折中方案?和平,或是战争,只在几小时之间。
伦敦基本上拒绝了这个圈套,坚定地恪守了同盟:吸取了慕尼黑的教训,英国政府不肯在只给几小时的最后通牒的胁迫下,促使波兰前往柏林。在伦敦看来,德国的目的与其说是谈判,不如说是制造一副善意的假象,把破裂的责任推给波兰——这个圈套,与德奥合并和慕尼黑之前别人遭遇的如出一辙。亨德森和达勒鲁斯的奔走仍在继续,却碰上了德国无法接受的要求和无法兑现的时间表。没有任何一次斡旋取得成果。9月1日,德国进攻波兰;9月3日,英国和法国宣战。这场最后关头的外交,主要被希特勒用来扮演一个遭到背叛的和平之士,但他没有成功。
T00-04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