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0年5月,德国国防军高速穿过比利时。前线背后,后方被拉得很长,控制薄弱:道路上挤满难民,还有零散士兵、溃散的部队和传闻中的平民冷枪手。当地指挥部最担心的就是平民向部队开枪——这种恐惧源自1914年,当时对平民冷枪手的恐慌就曾深深影响驻比利时的德军。
两种逻辑在对抗。一种是后方安全的逻辑,主张预先恐吓民众,以保护纵队和仓库。另一种是海牙公约确立的战争法的逻辑,它保护非战斗人员,禁止因个人的行为惩罚整个群体。两个极端之间,还有一整套轻重不等的措施,从对居民的一般限制到最严厉的高压。而当地指挥部远离上级监督,手中的裁量空间相当大。
每条路都带来沉重的后果:一边是恐怖手段的所谓效力,另一边是合法性与军人荣誉;一边是误伤无辜的风险,另一边是让后方暴露薄弱的风险。指挥部必须决定,将如何控制这片经过的国土。
在许多情况下,指挥部诉诸人质和集体报复的威胁:1940年5月,德国国防军扣押平民人质,有时把他们当作人肉盾牌,一旦怀疑有平民开枪就实施报复。在对平民冷枪手的恐慌达到顶点的地方,这演变成屠杀(芬克特,死者达86人以上)。这一做法承袭了1914年的暴行(迪南、鲁汶),打破了“干净的国防军”这一神话。并非所有部队都在同等程度上这样做,威胁也并非处处都变成处决;但自入侵之初起,扣押人质作为恐怖手段就已是德军的方法之一,并在占领期间愈发系统化(针对抵抗运动的人质政策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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