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3年夏,青霉素作为第一种真正有效的抗生素,产量依然微乎其微:几乎全部留给了正在筹备未来登陆作战的军队。留给平民的部分几乎所剩无几,而全国各地的请求纷至沓来,有医生,有垂死病人的家属,有医院。
战时生产委员会把分配这点余量的任务交给了波士顿的教授、化学疗法委员会主席。媒体很快称他为“青霉素沙皇”。他分出去的每一瓶药,都意味着另一位病人被拒绝,而那位病人往往已命悬一线。
基弗必须定下一条分配规则。是出于同情,尽可能救治更多绝望的病人;是把药集中到少数几个中心,用科学方法摸清它的用法;还是把平民的份额压到最低,全部留给战争?
基弗选择了科学的路线,把药集中到少数几家医院,借此用科学方法确定它的用法。他把平民用的青霉素只留给少数选定的医院,并要求每份申请都附上完整病历:决定“基于医学依据,而非情感”作出。药物优先用于死亡率高、对其他疗法无反应的病例,病人还按“对研究的价值”等标准分级。这种严格的配给虽然痛苦,却很有条理,使人们迅速弄清了这种抗生素的适应症、剂量和局限,后来在1944年至1945年间的大规模推广也因此加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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