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9年3月2日当选的教宗,原为枢机国务卿,曾任驻德国教廷大使,对德国十分了解。他继承的是一个濒临深渊的欧洲:3月吞并捷克斯洛伐克,4月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,4月底希特勒废除条约——战争的信号接连出现。
教廷拥有独一无二的道义权威,却没有任何物质力量。掂量着调停的想法:召集与此直接相关的5个大国——德国、意大利、法国、英国和波兰——开会,化解但泽和走廊问题上的争端。
这一倡议有风险。公开失败会削弱教宗的威望;若被认为偏向某一方,教廷的中立就会受损;而且没有人能保证对仲裁毫无兴趣的柏林会愿意坐到谈判桌前。
1939年5月初,教宗要决定是否通过派驻各国的教廷大使公开发出这一呼吁。任何失足,都会损害一位刚刚上任的教宗的道义权威——在这个欧洲,似乎已经没有人愿意倾听克制的呼声。
通过外交渠道提议召开5国会议:1939年5月初,他让人向5国政府试探召开和平会议的可能。回应冷淡,甚至是否定。不想要国际仲裁的柏林推托回避;其他各国政府则认为,没有德国参加,会议不可能成功。这一倡议几天之内便无疾而终。这是教宗一系列和平努力的第一次,这些努力最终都在交战各方的决心面前碰壁。教宗此后转向更低调的外交。教廷从此把行动集中在人道救助,以及与交战各方的秘密交涉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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