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是一家医院的医生,时间是1941年12月8日,这座城市已与全国隔绝3个月。约250万平民仍被困城中,其中约40万是儿童。自11月20日起,非劳动人口的面包口粮降到每天125克,这种面包里掺着油饼、纤维素和从地上扫起的面粉渣。冰面上的刚刚开通,却只能运来涓涓细流般的少量补给。
1942年1月至2月,死亡人数将达到顶峰,每月近10万人。在你的医院里,墙上结满白霜;水、暖气和电都没有了。
除了轰炸中的伤员,还有大批患营养不良症的病人,随后又出现坏血病和痢疾。药品、绷带和血液日渐枯竭:人们用土办法做简易绷带,并分发用松针熬成的维生素饮料。医护人员自己也在挨饿,倒在工作岗位上。
治疗成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权衡,热量和供暖病床都少得可怜。你可以把它们集中给最虚弱的饥饿病人和儿童;可以对每个人一视同仁,冒着几乎一个也救不活的风险;也可以停止一般诊治,只专心照顾战伤员。
什么都缺,只能分出轻重缓急,而史料所记载的优先对象是饥饿病人:自1941年12月29日起,城里开设了救护和供餐点,后来又设了中心,约6万名饥民在那里领到加强的饮食,直到1942年4月。至于各医院科室的具体做法,则记载不清。围城期间,医生们发展出一套围城医学:饥饿被当作一种疾病,即营养不良症来治疗,食谱用大豆、酪蛋白等富含蛋白质的代用品,并用针叶树的松针熬制抗坏血病的饮料。数以千计的医护人员一边工作,一边自己也饿死。这座后来被授予“英雄城市”称号的城市,在围城期间损失了80万至100万平民(据估计),主要发生在1941至1942年的冬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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