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占领下的巴黎,门房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,介于私人生活与权力之间。她在门房间里守着唯一的大门,看着谁进谁出,分发信件,熟知每位房客的习惯。这种把守门槛的职责,使她在法国警方和占领者(德军城防司令部、野战宪兵)眼中成为头等重要的证人。记者兼纪录片作者估计,战争期间寄给盖世太保或警方的告密信多达数百万封。
告密受到积极鼓励:占领者许诺奖赏(一名盟军飞行员值数千法郎)。此外还有更平常的动机:邻里积怨、反犹主义、金钱或住房纠纷。匿名信多半出自底层,而有头面的人则往往乐于在告发信上署名。但这个监视的位置,既便于保护他人,也便于出卖他人:许多人掩护犹太房客,或提前通报即将到来的搜查。
门房每天面对的两难,概括了数百万普通法国人的处境:面对可疑的举动,是该给镇压机器添柴加火,保持沉默,还是冒险通风报信?
绝大多数巴黎门房没有告密:沉默和消极不合作才是常态,不少人反而庇护犹太房客或被通缉者。少数人确实向当局告了密,有的为钱,有的出于反犹或积怨,为占领期间寄给法国警方和德国当局的数百万份举报推波助澜。战后,“告密门房”的形象被大大夸大;历史学家指出,这一职位既易于助人,也易于出卖。告密仍是“黑暗岁月”里法国社会最阴暗、研究也最多的侧面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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