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1941年秋天,巴黎自1940年6月起被德国国防军占领已一年有余。德军有自己的卫生机构(战地医院,即设在被征用建筑里的军医院),但受伤或患病的德国士兵有时会被紧急送往法国医院救治,这些医院的部分设施和物资已被征用。
国际人道法毫不含糊:1929年的《日内瓦公约》和医学伦理都要求救治所有伤员,不分国籍与军装。对于在这一传统中受训的护士(红十字会、巴黎公共援助署),拒绝救治伤员——即便对方是德国人——便违背了自己的誓言。
但这一责任与民族感情、与1941年夏天之后对占领者与日俱增的敌意形成了张力:共产党抵抗力量发动袭击,人质被处决,镇压不断升级。救治一名敌军士兵,可能被视为同流合污;而另一些医护人员已投身抵抗运动(藏匿盟军飞行员、开具假证明、秘密救治抵抗者)。
一名重伤的德国士兵被交到了你手上。你可以不分彼此地救治他,正如你的誓言和《日内瓦公约》所要求的;可以拒绝接手,把他交给一位同事;也可以悄悄在救治上动手脚,违背你的职业伦理,并冒着被占领者惩处的风险。
遵循医学伦理和1929年《日内瓦公约》,绝大多数法国医护人员不分国籍救治伤员,包括被送入法国医院的占领军士兵。这项人道义务并没有妨碍其中一部分医护人员同时加入抵抗运动——秘密救治马基游击队员和盟军飞行员,1943年起又开具假证明以抵制强制劳动服务——这说明职业誓言与爱国承诺在占领时期并行不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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