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岁的自1932年起在芬兰广播公司(Yle,芬兰公共广播电台)担任记者。战前他解说体育(尤其是原定于1940年7月举行、后被取消的赫尔辛基奥运会)。冬季战争爆发时,Yle派蒂利凯宁到前线当记者,负责采访士兵。
这是前所未有的任务:从前线现场直播,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技术。蒂利凯宁配备了经过改装的BBC设备(EMI C型麦克风、便携电子管、18公斤的电池)。他随芬兰部队到过苏奥穆萨尔米、托尔瓦耶尔维、科拉。节目每晚20时在Yle播出,97%的芬兰人收听(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)。6周之内,他成了士兵与家人之间的声音纽带。
伤亡问题很快就出现了。前线在流血,家属在等消息,每个家庭都担心最坏的结果。芬兰政府想在这个面对巨人的小国里维持民众的士气;但一个几乎全国人民都在收听的电台,不可能无限期地隐瞒现实而不丧失全部公信力。在赤裸的真相、保护性的沉默与另一条出路之间,蒂利凯宁的麦克风承载着非同寻常的分量。
蒂利凯宁必须决定如何在节目中处理芬兰方面的伤亡。
蒂利凯宁采取个人化的方式。他回避总的数字,而是讲述个人的故事——一名士兵、一名军官、一名洛塔。他的风格:简短的描述、朴实的事实,绝无公开的宣传,让士兵亲口作证;即使背景里有炮击声,他也保持平静的声音。1940年1月7日,他从拉特发回的节目讲述一名受伤的卫生兵唱起《我们的国家》(Maamme,即国歌),收听人数达210万芬兰人——占人口的60%。战后蒂利凯宁继续在Yle工作,成为芬兰体育界的代表声音,直到1976年去世。他1940年3月13日宣布《莫斯科和约》的节目——“和平签署了,我们的小伙子们要回家了。但维堡丢了。”——保存在档案馆中,至今仍是斯堪的纳维亚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广播时刻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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