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第三帝国的首都,少数外国记者努力向世界讲述走向战争的进程。其中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(CBS)的美国人,他还写着私人日记。1939年8月下旬的柏林谣言四起:与莫斯科的条约刚刚签署,军队正在集结,纳粹报刊疯狂地倾泻着反波兰宣传。
在纳粹政权下工作是一件危险的事。审查机关盯着每一份电讯稿;戈培尔的宣传部召开新闻发布会,歪曲事实;过于独立的记者有被驱逐的风险,甚至更糟。但留在当地,也意味着亲眼见证一次历史性的转折。
夏伊勒面临职业与道德的两难。是报道自己所见所悟,绕过审查,冒被驱逐、失去这个观察哨的风险?还是自我审查,以便留下来继续报道,哪怕受到限制?抑或离开德国,既为安全,也因不愿哪怕是无意间为宣传机器效力?这个选择关系到他作为见证者的使命。
夏伊勒选择自我审查,留下来继续报道:他留在柏林,在广播中应付审查,同时把不能在电波里说的话记进日记。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940年底,为美国听众带来了关于战时德国的宝贵报道,后来在压力变得过大时离开。他的《柏林日记》,以及后来的巨著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,成为阅读最广的关于纳粹崛起与鼎盛的见证之一。1939年那些外国记者的工作,为后世留下了一份从内部观察、从审查手中夺来的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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