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1年11月26日,大使在华盛顿国务卿的办公室里,从手中接过一份10点的文件。语气客气,要求却不容商量:日军全部撤出中国和印度支那,只承认政府,实际上放弃三国同盟条约。野村是老海军出身,因为诚实和与美国人的友谊才被派到这个岗位上,他立刻意识到这份文件在东京会引起什么反应。数月来,他一直在耗尽心力维系一线对话,11月中旬特使也加入进来,而日本军部的强硬派却认为对话早已破裂。
然而这位大使不知道最关键的事:决定是在别处做出的。在太平洋的另一端,开战的决定已在秋天的御前会议上酝酿成熟,一支舰队正悄然启航,躲开了所有人的目光。野村以执拗的诚意进行的谈判,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已被掏空了全部实质。上级把他蒙在鼓里,利用他的诚信作掩护。他发出的每一封电报、做出的每一次努力,都只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谈判的一部分。
野村还剩下一点狭小、几乎微不足道却真实存在的余地:他的良知与举动。面对这份听上去等于决裂的文件,他可以当场力争最后一刻的妥协,也可以辞职而不亲手承担决裂的责任,或者原封不动地把备忘录忠实转交东京。
野村与来栖忠实地把赫尔备忘录转交东京,东京视之为不可接受的最后通牒,并认定战争已不可避免。他却仍继续着早已毫无意义的会谈:海军将领的舰队已于11月26日(日本时间)驶向珍珠港。12月7日的袭击造成约2400名美国人死亡,击沉或重创18艘舰艇;野村向赫尔递交断交照会时已经迟到,轰炸早已开始。他为自己被当作一场自己毫不知情的偷袭的幌子而深感屈辱,1942年被遣返回国;他诚实的名声使史学家对他多少给予了宽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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